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、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。自治是法治与德治的基础，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，德治是较高追求，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，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。“三治”各有侧重，有优先次序，但更需要同时发力、交织前进，以能发挥“三治”结合的“乘数效应”。“三治”结合并非自治、法治与德治的简单相加和组合，而要把它视作一个有机整体。这要求“三治”建设在组织架构上坚持整体论，摒弃还原论；在治理边界上处理好政府统筹和基层社会探索之间的紧张关系，发挥政府助长和能促作用；在治理载体上因地制宜、自主探索，寻找彰显自治活力、法治精神和德治正气的有效载体。同时，还要发挥社会力量的“点睛”作用，将这些要素激活，使社会运转起来。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亟需增强中央与地方纵向治理的制度供给。长期以来，央地委托−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执行异化是中国纵向治理中的一大难题。党的十八大后，中央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明显增加督察制度的启用，但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在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角色、意义和运行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。通过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在浙江省的具体实施，可以看到，督察制度借助中央权威，实施自上而下的高强度控制，通过动员、进驻、反馈、整改、问责、“回头看”等完整程序，制度性地嵌入治理体系，降低了委托−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，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目标的纠偏，从而有效强化了制度执行，提升了纵向治理效能。

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》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前夕正式印发，标志着环保督察正式在制度层面嵌入中国环境治理体系，凸显了中央政府推动其成为一种常态化治理工具的意志。已有研究确认了环保督察制度对回应央地纵向环境治理难题、降低委托—代理风险的作用，但在中央持续强化环保督察制度的背景下，地方政府的应对将给环境治理带来何种实然变化尚缺乏系统阐释。第二轮督察在浙江的实施情况表明，常态化、制度化的中央督察并非追求地方政府运动式的短期执行，而是着眼考量地方政府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长期能力。相应地，地方政府开展了积极的组织调适，不仅建立健全了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机制，而且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性地实施了环境污染问题发现机制，从而推动央地纵向关系形成良性互动，达到增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目标。